自媒体浪潮:社会结构与话语权之争
自媒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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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话语权是对民意的掌控

我们的社会,其正常秩序能否维持,能否免于动荡和瓦解,一般依靠三层“防线”。第一层,是民意认同。所谓“得民心者得天下”,如果民意(社会)出于某些原因高度认同政权(国家),那么,即使暂时出现重大的政策失误、事故、灾变,但由于民众内心的支持,也仍可保持社会基本稳定。1959-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,是有代表性的例子。

第二层,是经济状况。民心散失,认同瓦解,但宏观经济依旧运行,甚至保持增长;日常生计尚能维系,乃至小有改善。于是导致这样的情形:“端起碗吃肉,放下筷骂娘”。尽管社会心理已经动摇,人心浮动,但由于现实经济利益的制约,人们在行动上仍依循旧例,所以社会秩序还在表面运转。这种情况,我们并不陌生。

第三层,是武力控制。人心失尽后,如果继之以经济动荡,失业、通胀、破产,等等,经济危机便升级为社会危机,社会秩序将接近崩溃的临界点。既然内心(第一层防线)的、利益(第二层防线)的约束已经失效,那么,就只有依靠最后一层防线,由国家的本质(暴力),由国家机器的坚硬内核(军队),直接出面维持秩序了。“政权就是镇压之权”,国家的暴力本质,在危机时期最为显著。这种局面,在20世纪的中国屡见不鲜。

维护社会秩序的这三道防线,从柔到刚,从精神到物质,从软实力到硬道理,逐层递进。前一层失守,社会秩序便转而依托后一层,并企图重新恢复前一层。反过来,后一层则总是为前一层提供其存在的必要前提:武装力量是保障国家政权稳定的根基,只有稳定的政权才能提供经济发展所需的社会环境;同时,一个政权,也只有在经济领域,特别是民生方面做出实绩,才能取得民意的高度认同。

就第一层而言,民意体现为舆论,舆论表达于媒体。在常规历史时期,控制媒体,就能主导舆论,掌握话语权。话语权的角逐,是对民意、人心的争夺,是围绕社会秩序第一道防线的攻防战。

二 资本控制媒体

《天下》杂志给出的选题:“媒体、资本与话语权”,其间的逻辑关系似乎一目了然:资本控制媒体,从而掌握话语权。应该说,这是较普遍的情形。以美国为例,传媒业主要被五大财团,即时代华纳集团、沃特·迪士尼集团、通用电器集团、新闻集团和维亚康集团所垄断。五大财团还同时控制美国的娱乐业。另外,美国报纸约有1500份,日销售量数以千万计,其中只有不到20%为独立报人所有,且发行量很小,绝大多数报纸由大财团掌控。同时,特别值得注意的,是犹太财团对美国传媒业和舆论的控制。在上述五大财团中,时代华纳、沃特·迪士尼、维亚康的老板都是犹太人,其下属公司的重要领导人,也大多是犹太人。包括CNN、HBO、ABC、迪士尼(动画台)、《纽约时报》、《华盛顿邮报》、《华尔街日报》、《时代周刊》、《新闻周刊》、《大西洋月刊》和《财富》杂志等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美国主流媒体,都在犹太财团旗下。

犹太系媒体引导舆论的情况,可以中东问题的报道为例。在阿以争端中,犹太系媒体一贯采取双重标准,例如,同样的强硬姿态,表现在以色列一方,被称为“鹰派”,表现在巴勒斯坦一方,被说成“极端主义”、“恐怖主义”。《华盛顿邮报》曾以头版图片报道巴以冲突的受害者:左图是一位失去5名子女的巴勒斯坦母亲,右图是一位痛苦流泪的哀伤的以色列妇女。尽管受害程度天差地别,该报却用同样篇幅和规格貌似公正地予以报道,实际将受害方与加害方等量齐观,借此淡化、掩盖、颠覆了巴以冲突的实质。犹太资本刻意偏袒以色列,成功地主导了美国的社会舆论,为美国长期扶持以色列,执行其中东战略,提供了民意基础。美国中东战略的目标之一,是控制石油,确保国际石油交易以美元计价和结算,借此维持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特殊地位,保障美国的全球金融霸权。并非巧合的是,美国金融业同传媒业一样,也主要由犹太财团控制。这样,“资本”便实现了从媒体到政治、军事,到经济、金融,再到媒体的完整的自我循环。一旦这个循环发生断裂,“资本”的统治就岌岌可危了。

上述美国资本的循环的另一种表现形态,就是美国霸权的三要素,即高科技-军事霸权、美元-金融霸权、政治-意识形态霸权。这三个要素各具功能,彼此支持,三位一体,媒体和话语权同样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。

三话语权就是文化领导权

人类社会,一般讲,存在两个起支配作用的力量中心,一是“权力”,一是“资本”。两者遵循不同的统治原则,“权力”偏于强制,“资本”侧重诱导。不同社会的统治,有的以“权力”为重,有的以“资本”为主。媒体的控制,也是如此,在有些社会,媒体主要不是隶属于“资本”,而是隶属于“权力”。但是,无论是谁,控制媒体,并不意味掌握话语权,尤其是在历史的非常规时期、转型时期或危机时期。这里,首先需要理解话语权的内涵和层次。

关于话语权,没有统一的定义。抽象笼统地说,它是一种掌握、控制、支配“话语”的软性权力。这个定义,需进一步阐释。其中“话语”概念,包含两个层次:第一,话语是某种被传达和接收的信息,例如某个新闻、图片、微博、歌曲、电视剧、学术论文,等等。第二,作为话语的信息不是“标量”,而是“矢量”——既有大小又有方向的量,就是说,话语不是“中性”的,而是表达、包含或潜藏着某种或显明或隐晦的是非判断、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,包括一整套价值观、历史观、世界观,等等。

因此,所谓话语权,就是对“话语流”的方向进行调控的能力/权力,即对话语背后的是非判断、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进行引导和塑造的软性权力——它不是采用强制命令的方式,而是通过议题设置、叙述策略等多种手段,暗示、诱导、感染、说服,以支配舆论,使人们自愿地按照某种规定的方式去思想和行动。

因此,话语权就是葛兰西所谓的“文化领导权”。葛兰西认为,在一个国家,政权只是其“前沿阵地”,文化领导权才是其坚固的“堡垒”,从而使国家能承受经济、政治的打击。葛兰西反对所谓“国家即警察”这类简单化的观点,他认为,如果没有公民的同意,一个国家将难以维持,而文化领导权,就是借强力之外的力量来对公民进行教育,使之自愿接受国家的统治。因此,国家的职能在总体上发生了改变,已经变成“教育者”。这里需要再澄清两点。

第一,避免直接的强制,而采用柔性手段间接进行统治,是资本主义时代的显著特点。这是因为,在市场体制下,人与人之间是彼此交易的契约关系,至少要在表面维持一种“自愿”的原则。上文提到,这是“资本”、“市场”的统治区别于“权力”、“国家”的统治的一个基本特征。

第二,话语权或文化领导权的取得和维系,主要不取决于话语和文化层面,因为话语是现实的反映,文化折射的是经济、政治、社会。前者只是技术面,后者才是基本面。话语权或文化领导权的获取或丧失,取决于人心向背,而人心之向背,则最终取决于各种现实因素的综合,取决于现实的利益格局和力量格局。因此,控制媒体,对于话语权的掌握,并不具有决定的意义。四舆论的载体

当前,舆论的主要载体,也是媒体的主要受众,即城市主流人群,所谓白领、小资、中产。这三个概念可以互换,白领强调职业特征,中产侧重经济地位,小资偏于文化政治。他们处于社会结构的中间位置,上有权力和资本,下有庞大的工人、农民工和农民。根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2011年度《统计公报》的数据,2011年末,全国就业人员76420万,其中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34.8%;第二产业占29.5%;第三产业占35.7%。无需说,白领阶层全部在第三产业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曾综合参考各城市物价水平、居住成本、交通成本和城市现代化等因素,公布了《2007年全国主要城市白领工资标准》:各主要城市白领的月收入标准为,上海:5350.00元,深圳:5280.00元,温州:5020.00元,北京:5000.00元,杭州:4980.00元,广州:4750.00元,等等。另据2011年7月1日《新京报》,财政部税政司官员称,该年9月1日,个税起征点由2000元提高到3500元,工薪收入者的纳税面,将由之前的约28%下降到约7.7%,纳税人数从约8400万人减至约2400万人。由于在3500元以上收入者当中,还有部分蓝领高级技工等从业者,因此真正的白领人数还将更少,不会超过全部就业人口的3%。

这个为数很少的白领阶层,主要是专业技术人员,即公司职员、律师、记者、医生、教师等——在我们的语境中,白领并不包括公务员。他们有较强职业能力、较好工作环境和较高经济收入,一般受过良好教育,知性、雅趣、时尚,有一定独立思考能力。白领、小资、中产,数量有限,但是,无论在概念上怎样界定,这个阶层的“主观人口”一定多于其“客观人口”,就是说,在身份认同上愿意归属于这个阶层的人,要远超过其实际数量。这种身份认同,包括分享其趣味、观念和生活方式。因此,白领、小资、中产的核心群体尽管占总人口比例很小,但在舆论导向上的放大效应却极为惊人。

今年4月26日,人民网官方微博的一条博文引致数千次转发:某著名党报的一年轻编辑,在社内培训时举出某微博女王的粉丝量达1955万的事例,指出她每次发言的受众,比该报发行量多出近7倍。该微博女王被认为具有“公知”(即自由主义)倾向,截止本文写作时间,她的粉丝量已增加到2400多万,而同一时间,该报官方微博的粉丝量仅185万。本文一再强调,现实的利益格局和力量格局所决定的民意指向,才具有本质的意义,它决定舆论的导向,而话语层面的各种策略和技巧,毕竟只具有派生、辅助的作用。应该说,当前,这个“民意”的核心群体,正是白领、中产、小资。五 经济原则与政治原则不匹配

白领阶层大多在市场经济体制内谋生,习惯于所谓“自愿”原则下的契约式的人际关系。基于这种特定的生存方式,这个群体对自身权利有更为自觉和理性的意识,对社会政治的参与诉求也更高、更强烈,反过来,对自上而下的传统管制方式和教化宣传式的官僚体话语,本能地排斥。他们天然地倾向于自由、平等、民主、宪政等启蒙主义的价值,偏向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。

但是,启蒙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局限是,只反权力,不反资本,仅仅抗议国家的强制,而忽略市场的压迫。因此,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历史作用,是为后来接踵而至的资产阶级社会准备舆论的和价值观的基础。同样,今天的白领、小资、中产们,由于具备良好的教育背景和较强的职业能力,能够在市场竞争中,赢得一定的社会经济地位,因此,他们的“民意”倾向,便仍然遵循市场经济的原则,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,仍然是服从资本的逻辑。这样,他们在“权力”与“资本”两者之间,有意或无意,站在“资本”一边。

在媒体和话语权研究方面,不能用全球问题、西方问题或一般资本主义的问题,代替我们的问题,否则,就将偏离自己真正的“特色”。因为,与一般资本主义社会不同,我们的特色是,“权力”主导并联手“资本”,同时,也主要由“权力”控制“媒体”,但悖谬的是,并不能主导舆论,没有掌握“话语权”。比较而言,“资本”则较为暧昧,一方面,要依傍“权力”,实现循环和增值,另一方面,又觊觎“权力”,意图取而代之。这种意图,得到白领、小资、中产所代表的“民意”的支持,实在意味深长。

之所以出现这种“悖谬”,是因为我们处于一个非常规的历史转型时期,经济原则与政治原则不匹配,就是说,市场体制下契约式的“自愿”原则,不支持自上而下的传统管制型的治理方式。按照市场规则,政治的治理方与被治理方无疑也需要订立某种“契约”,这就是白领、小资、中产们支持的政改方向——普选。六人民怎样掌握话语权?

上文说过,白领、小资、中产的数量占就业人口比例很低。但是,由于他们的教育背景、知识水平和职业特点,在舆论界的声音和影响与其数量不成比例。李陀先生在最近的《“新小资”和文化领导权的转移》一文中认为,由于文化生产的所有环节都在小资精英的控制之下,“不管国家和资本情愿不情愿,承认不承认,在今天,文化领导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转移到新兴小资产阶级的手中。”

上文已指出,白领、小资、中产的观点立场实际上仍然服从于市场原则、资本逻辑,并不具有独立的价值取向。因此,他们的所谓“文化领导权”,即使有,也不过是不自觉地、间接地为人做嫁而已。

更值得重视的,是就业人口中真正的绝大多数。他们被市场竞争挤压到主流人群之外,奔波于生计,沉默在边缘。这个庞大的底层,在价值立场上不同于白领、小资、中产,更不能认同于市场原则和资本逻辑,只是由于各种原因,他们中的绝大多数,还没有形成“自觉”。其价值立场,被小资话语所掩盖、所代表。由于所占资源的极度不均衡,这种状况,短期内还无法改变。

尽管如此,放眼未来,我们仍可做这样的畅想:随着电子数码媒介的进一步普及,“自媒体”(We Media)将真正成为群众手中的话语武器,自主发布、自主传播,在亿万群众参与的互动中,揭示真相,评说功罪,由人民自己掌握话语权,最终实现“群众自己教育自己,群众自己解放自己”。那些试图垄断话语权的任何机构,无论是权力,还是资本,都将淹没在舆论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。
作者:Lee'Xin 来源:本站原创 发布于2016-07-11 10:08:3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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